自从9月以来，怀俄明州，爱荷华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学生就经常亲自上课，而其他地方的数百万学生则是一年来第一次重返校园。确实，3月15日是自秋季以来的第一次，超过90%的学区至少提供了一些现场指导。

挑战的紧迫性引起了人们对学校如何确定学生的需求并确保学生感到安全，受到重视和得到支持的兴趣。当然，我们不是很擅长以任何可靠或一致的方式来评估这方面的学校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指标和问责制系统(足以理解)倾向于将重点放在阅读和数学表现上。

推动“社会和情感学习”(SEL)的呼声激发了人们对超出学术界范围的措施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大流行的后果有望对旨在衡量诸如学校气候，学生等事物的度量标准的价值进行严峻的考验安全性和SEL能力。

这些努力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尤其是现在。但是，它们也引起了很多关注。的确，正如ETS研究学者劳拉·汉密尔顿(Laura Hamilton)在新文章中警告的那样，匆忙采取非学术指标可能会带来问题。当学校系统负责人和州政府官员有将近1300亿美元的新联邦K-12援助本应在短时间内花费时，情况就更是如此。这可能会使人们很想将资金投入尚未准备好的黄金时段工具。

首先，问责制指标通常最终会达到一系列次要目的，从针对资源到告知学校选择。如果将结果用于分配美元，而不只是呆在“数据仪表盘”上，那么监视学校如何管理气候调查就变得更加重要。如果要报告学校纪律措施并将其用于问责制，这会极大激励学校开始对某些不当行为视而不见，或寻找使纪律处分不被关注的方法。明确目标和一开始的潜在后果可以在以后最大程度地减少问题。

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非学术措施是有效和可靠的。这使人们担心，当风险很高时，这些措施可能特别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例如，尽管对SEL有热情的决策者可能希望将SEL指标添加到州责任制中，但这很容易导致学校指示年轻学生在气候调查中提供“正确”的答案。汉密尔顿指出，一些非学术技能已经被现有的措施(尽管是不完美的)抓住了，并敦促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技能。她指出，例如，成绩已经提供了一种评估努力和毅力的有用方法。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必须清楚地了解如何实际使用这些数据。汉密尔顿问：“如果增加学生的幸福感，如果结果对一个或多个孩子发出警报，您将怎么办?” 仅仅耸耸肩，或更糟的是，创建一群专门的“幸福”专家的默认做法，在取得实质性进步方面有着惨淡的记录。如果目标是为孩子而不是研究人员有所作为，那么思考如何处理这些信息至关重要。

一年后的未来六个月，孩子们将重返学校。面临的挑战是弄清他们的需求，交付它们，然后确定学校如何对此进行良好地管理，以使他们能够继续做得更好。度量和指标需要达到目的，而不是分心。